舆论治理：通过浮于表面的社会舆论透视社会心态

   导语：舆论是生活于一定社会结构、形成某种社会心态的民众，在某种特定情境下的意见表达。具体来讲，舆论是一定社会心态的表现和反映，社会心态是其内在的因素。同时，不得不承认中国目前舆论“旺盛”的形势，根本在于长期存在的结构性矛盾。所以，从治理的角度看，舆论治理需要由浅入深，由浮于表面的社会舆论深入到社会心态，甚至寻找结构性解决路径。

民间舆论场与官方舆论场的博弈

在传统媒体时代，舆论被控制在体制性框架内，意见协商、构筑认同的过程主要发生在传统媒体的引导下。

社会上的其他声音没有表达管道，处于压抑或者沉默状态，这些声音没有常规管道可能会自生自灭，形成不了大的舆论冲击。因此，在传统媒体主宰的舆论场域中，舆论失控造成的意外风险相对较小，引发危机的概率更小。

但在新媒体语境下，舆论就溢出了体制轨道，成为不易控制的变量。新媒体在舆论活动中的运行机制完全不同于传统媒体。传统媒体往往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稳定、体制化的语境下呈现、建构舆论的，而新媒体则是在一个开放、变动、脱嵌的语境下呈现、建构舆论的，影响变量远远多于前者，舆论表达的变数陡然增多，舆论风险自然会加剧。

根据CNNIC第3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5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6.8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50.3%。手机网民规模达6.20亿，全年增加6303万人，手机上网人群占比由85.8%提升至90.1%。

这一数据意味着，移动互联网已经渗入中国公众的日常生活，成为其获得信息和发表意见的重要平台。

周瑞金将这些关注新闻时事、在网上直抒胸臆的网民，称为“新意见阶层”。“新意见阶层”具有巨大的舆论能量。对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健康现象，特别是针对社会不公，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凝聚共识、发酵情感、诱发行动，影响社会。

新媒体具有移动性、碎片化、融合性的特点，一旦出现任何社会热点，就有海量的碎片信息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对其进行多维度多角度的解读，如人肉搜索、网民围观、集体点赞、疯狂转发等网络集体行动。相比之下，部分主流舆论引导则显得相对落后，反应速度、信息透明度和深度无法和民间自发舆论相比。

针对普通公众关切的社会问题，一些地方政府被动应战，在谣言四起、实在无法压制住网络信息之后，才有选择性地公开信息；同时，回应的内容往往经过删减过滤，这非但不能博得网民的认可，反而会引发不满，使得政府公信力受到极大损害。

显而易见的是，在新媒体舆论场中，尽管政府仍然拥有一定的传统主导优势，但倘若政府没有及时地发布信息、回应疑问，就不可避免地受到网民的质疑、诋毁甚至谩骂。

在民间舆论场与官方舆论场的博弈中，民间舆论场拥有更大的话语权，一定程度上乃受互联网之助。底层社会依靠新媒体赋权，获得“无权者的权力”，拥有民间舆论的话语权。

相比之下，面对民间舆论场环形包围的官方舆论场，则沦为舆论场上的孤岛。在官方舆论与民间舆论进行碰撞、交锋、冲突时，政府如能抓住时机、与对方充分协商，就能化冲突为合作、化对立为交融，从而建立意见统一战线、分享共同意识、构筑集体认同。

舆论的“流动性过剩”

互联网打破了传统社会中自上而下的科层制组织结构，通过网络重构行动中心、话语中心和舆论中心。互联网为中国社会开辟了新的权力空间和表达空间。

原先受制于传统权力格局和传播权力格局的社会力量和声音，纷纷逃逸到互联网空间，寻求替代性补偿。于是，互联网在中国获得了失速扩张。互联网在中国遭遇技术、市场、社会力量的三轮驱动，在网络空间内开辟疆土，野蛮生长，对中国既有的治理结构，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多样化的传播主体之间在跨越时空中所形成的复杂关系，对权力宰制中心的分化、转移、传播已成为权力的主要来源，传播在一种不稳定、不确定的过程中，导致权力与权利的不稳定性，这对习惯于统一、秩序化的权力管理方式提出了挑战。

所谓舆论“流动性过剩”是指，在一定社会语境下，舆论表达过度活跃，溢出了社会正常的可承受限度，致使舆论表达过热。

舆论学意义上的“流动性过剩”有风险隐患，失控时则变为舆论危机。舆论上的鸦雀无声是不正常的，但舆论的过热也是非常态的。

当下中国，正面临着一个特殊的舆论生态环境。一方面，舆论表达的冲动在广度和强度上前所未有，出现了舆论表达的“井喷”现象，甚至会导致舆论表达的失控与无序。舆论是“即兴”的社会意识。

流动性是其天然属性。但若舆论的流动性过于突出，致使舆论表达过热，会存在风险之忧。如果舆论的“流动性过剩”超出了特定语境可承受的限度，就可能造成舆论“决堤”、“溃坝”。

从时下的舆论表达态势来看，无疑存在一定程度的舆论的“流动性过剩”。舆论易燃点多，且燃点极低，舆论事件易燃易爆。表现在舆论场上，舆论泡沫激增，致使舆论事件还没来得及展开，就被尾随而至的另一个舆论事件赶超。舆论的“断头”和“追尾”现象严重。

特别是在互联网上，眼花缭乱的舆论事件扎堆出场，一些舆论事件为了搏出位，会以夸张、戏剧化的方式吸引人们的眼球。由于网络舆论存在“激化”偏向，使得网上的舆论表达时常会偏离理性轨道，进而沦为非理性的舆论事件。

如今中国的舆论生态呈现出一种恶性循环，表达与控制双方的冲动都很强烈，存在双重不理性，激化了表达与控制之间的矛盾。

要化解双方的紧张关系，首先需要管理者从控制的冲动中冷却下来，以包容之心对待舆论，哪怕一些舆论情境与管理者的预期存在很大距离，也不能以高姿态加以遏制。

高压手段即便会凑效一时，但不是治理风险的根本之策，反而可能会引发舆论的反弹。这就要求管理者不把舆论表达者作为麻烦制造者加以防范、控制，而是将其作为合作的对象进行互动与协商。（本文节选自《中国舆论治理的三维框架》全文详见于《新媒体与舆论：十二个关键问题》 作者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张涛甫教授、王智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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